泰國總理府發言人柴伊（Chai Wacharonke）指出：「印度和台灣旅客可入境泰國30天。
巴勒斯坦武裝團體在這些攻擊行動中殺害逾1400名男女老幼、劫持近200名人質。還可留言與作者、記者、編輯討論文章內容。
但現在，當以色列封鎖和攻擊加薩而對平民造成毀滅性傷害時，世界其他國家看到的卻是一片沉默。歐美各國也正確地支持為受害者伸張正義的國際努力。西方國家的虛偽和雙重標準是顯而易見的。在10月7日到8日這個週末，美歐各國迅速而正確地譴責了哈瑪斯領導對以色列的野蠻攻擊。文：Tom Porteous（人權觀察計畫副主任） 每一起武裝衝突都是獨一無二的。
然而，美國和歐洲各國政府（除少數例外）面對以色列在10月7日以後對加薩採取的行動卻是一片沉默巴勒斯坦武裝團體在這些攻擊行動中殺害逾1400名男女老幼、劫持近200名人質。可想而知，往後將會有一系列激烈的思想灌輸運動，跟中國現代史有關的教學內容，以及教科書、電影、電視節目和甚至教室布置都會有一致的風格。
官員冷漠、傲慢又無知，不只欺騙人民，還捏造不存在的敵人，只為了逞凶鬥狠。有心人士於是利用這些波動去破壞民主、削弱美國國力，最終間接實現了賓拉登的目標。文：理查・瑞斯塔克（Richard Restak） 記憶戰爭 針對過去的某些事件，眾人分別描述並加以統合、認可後，便稱之為歷史性記憶（historical memory）、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或社會記憶（social memory）。我們現在對那個日子的回憶，大多取決於自己當時得知消息（「飛機撞上世貿中心」）時的年齡與所在位置。
」這一點大家都不反對，但問題是，像法國和美國這樣的民主國家有理由去使用這種武器嗎？ 用謊言對抗謊言，人們更就難了解世界真實的樣貌。就在二○二一年我寫作的當下，北京正舉行高層會議，預計將通過一項決議，以重新評述中國共產黨的百年歷史。
虛假資訊的來源，就是某些人士或單位基於特定目的（如政治、經濟或輿論）而假造出來的訊息，或是策略性地誇大某些消息，進而誤導公眾的想法。到了今天，有將近一半（百分之四十六）的美國人認為，九一一事件後的軍事行動讓國勢走衰。資訊失序委員會在報告最後談到： 雖然虛假和錯誤資訊是由惡毒的有心人士創造出來的，但它們沒有魔力，不會催生出偏激的看法、性別歧視、種族主義或霸凌言行。這些資訊最可怕的地方，在於它們會慢慢腐蝕個人和集體的記憶。
《紐約時報》的駐外記者巴克利（Chris Buckley）寫道： 表面上看是討論歷史問題，但中央委員會的決議就是聖旨，未來幾十年中國的政策和社會都會因此受到影響。接下來的議題也與此有關。二○二一年九月，中國女演員趙薇在中國媒體版面失蹤了好幾個月。」 《華盛頓郵報》的編輯卡洛斯．露山達（Carlos Lozada）在〈九一一是一項考驗，但我們沒通過測試〉一文中提出嚴厲的批評：「官方針對九一一的回應行動並未體現國家的最高價值，反而顯露出最惡劣的一面。
巴克利的觀察令人震驚。除了譴責佛朗哥，它還禁止人民「擴大解釋」與一九三○年代西班牙內戰有關的領導人和象徵。
而錯誤資訊不一定是故意製造出來的。二○二一年，美軍從阿富汗倉促撤退，於是有些民眾開始懷疑當年的報復是否適當。
記憶律法的定義是： 政府對歷史事件有解釋權，而立法者或司法部門對過去的事件有絕對的話語權。在制定相關法律的過程中，互有牴觸的詮釋會被淡化、邊緣化甚至遭到禁止。而這就是防制假訊息最難的地方。但無論是哪一種假消息，結果都是一樣的： 錯誤和虛假資訊會傷害到我們所生活的現實世界。此外，德國弗萊堡大學的中國專家丹尼爾．里斯（Danial Leese）也預測，未來中國會變成歐威爾筆下的全監控社會： 中國當局的目的是建立一個共同的框架，一個對過去和未來的共同願景。在那兩年後的二○○七年，西班牙制定了針對獨裁者佛朗哥及其政權的歷史記憶法。
更重要的是，一旦假消息滿天飛，我們就不知道哪些事情應該記下來。從歷史上來看，美國本土所遭受到最嚴重的攻擊，就是九一一事件，所以從二○○一年的時空背景來看，報復是合理又必要的行動。
這就是心理學家和歷史學家所描述的記憶戰爭。更令人擔憂的是，某些民主陣營的領導人甚至表示，應該要以暴制暴，用錯誤資訊和虛假資訊來打擊對手。
「誰控制著過去，誰就控制著未來」 記憶律法一詞可以追溯到二○○五年十二月，當時法國作家弗朗索瓦茲．尚德納（Francoise Chandernagor）在《世界報》上寫了一篇具有高度批判性的文章，內容是關於「歷史學家被迫去用某些視角來審視過往」。在這個被謊言所扭曲的世界裡，每天都有數億人深受其害。
但對於當時已成年的人來說，這些集體記憶也混入了現在的想法和感受，因為我們隨後在阿富汗對塔利班進行了長達二十年的報復行動。由此看來，記憶戰爭的確開打了。尤其在重大的歷史或政治轉折點，執政者都會重塑記憶。更糟糕的是，那些始作俑者通常不是為了改變一般人既有的想法，而是要加深某些錯誤觀念與信念。
與個人記憶一樣，歷史性記憶是流動的，也很容易受到影響。《紐約時報》的專欄作家波涅沃齊克（James Poniewozik）解釋了這段歷史記憶的變化：「這些軍事行動引發了一連串的波動，包括戰情陷入膠著、國內的種族歧視，而民眾也對政府喪失信任。
我們被誘導去相信假消息後，其他的想法也會跟著改變對錯誤的極度恐懼，導致即使是最勇敢的人也不敢以稍微偏離傳統或不同的方式來表達想法。
這種思考令人沮喪，因為這讓他們懷疑是否有必要嘗試思考或行動創造性——人們告訴自己，創造力是為藝術家、設計師、音樂家和瘋狂的波希米亞人準備的，我們這些一本正經的專業人士沒有這種需求。然而，我們大多數人對這種創造力差異的認識更多是基於軼事而非事實。
五年後，同樣是這些孩子（現在10歲）重新測試，只有30％的兒童仍被評為「高度創造力」。當我們進入商業世界的時候，我們已經習慣對自己的思考進行約束，以至於迅速被制度化。年輕的孩子們可以構想出驚人的原創性解決方案，因為他們不受成人的僵化慣例和方法論的約束。誠然，一項研究發現可能與大腦可塑性以及創意思考能力有關的基因群（Ukkola-Vuoti等人，2013）。
只需要觀察孩子們玩耍，就能看到他們的想像力如何自然而然地融入周圍的現實。他們的思考不受到限制、無邊無際。
好消息是，情況不一定是這樣。文：克里斯．格里菲斯（Chris Griffiths）、梅麗娜．科斯蒂（Melina Costi）、卡拉．梅德利科特（Caragh Medlicott） 長大就變笨？ 兒童比成年人更有創造力，這不是什麼秘密。
在現代生物學中，廣泛接受的觀點是，我們是自然和培養的產物。但為達到這個目的，我們必須首先確定在這一路上出了什麼問題。
